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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6 16: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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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祸起中原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图1-1:(lmag-15)1999年9月10日,大饥荒年代任信阳地委秘书长的王秉林在信阳狮河宾馆接受本书作者采访。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1959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图1-2:余德鸿、余文海等照片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图1-3   死人坑上的大树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在群众大量饿死的时候,干部多吃多占的情况比较普遍,淮滨县汤坡大队前店生产队的社员说:“我们饿肿了,干部吃胖了。”就是这个汤坡大队,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红薯,另加红薯叶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两红薯和少量的红薯叶,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时间每人一天只吃一顿菜,在这以后连续停伙五天。就在这种情况下,抗旱20天,每天只睡两三小时。省委检查中心桃林小组《关于潢川县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当发生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中说,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两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后来查明,大队干部自去秋以来,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里拿,计牛猪肉3000斤,鸭子300余只,鱼150斤,羊15只,香油570斤,粮食5000多斤)。

  由于反右倾,干部们都不敢说真话。信阳专署机关党委书记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没有吃,带给孩子吃。李文耀的父亲饿得走不动了饿死在街头。但李文耀还是说形势大好,还积极批判张树藩、余德鸿。余德鸿说:“你老婆吃过人肉,你爹饿死了,你还批我,你有人性没有?”

    信阳地委副书记王达夫分管反右倾运动,态度很坚决,整人很厉害。他是新蔡县人,新蔡饿死人不少,他家不少亲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实情况的,但他反右倾越反越有劲。信阳事件以后他还是当地委副书记。余德鸿等到省委告他,说他在信阳事件中有责任,省委才给他记过处分并调动工作。

    就在信阳大量饿死人、人相食普遍发生的时候,《河南日报》还宣传形势一派大好,连续发表七篇“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文章。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后来还是信阳自己库里的粮食解决的,没有从外面调粮食。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

尤太忠将军是光山县人,他老家饿死人最多。他回家探亲后回部队说了真话,挨了批评。湖北省长张体学是新县八里畈人,他家有亲戚饿死了,他回家看过,回去反映过情况没起作用。在那种体制下,连这样的高官说真话都没人听,老百姓就更没有地方说话了。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10月的统计数是549171人,12月的统计数是100万人:

  中央调查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是这样写的:“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县潢川、商城、正阳、罗山等7个县。在全区4473个生产大队中,人口死亡占总人数20%以上的有520个大队,其中有些大队死亡人数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总人数的19.87%,死绝户5639户。”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会上说:“整个死亡数字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

1999年以后,我在信阳、郑州、北京访问了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信阳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书前面已介绍过,在反瞒产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饿得没办法的农民如果偷吃了一点东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讲真话的,不听话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光山县被打死的1008人中,县委书记处书记一人,大队干部4人,小队干部47人,党员11人,团员61人,基本群众848人,“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87人。

杨蔚屏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县的53个生产大队被打死的群众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这404人当中,生产队以上的干部199人。干部打社员更是家常便饭了。泼河公社陶湾大队,11个大队干部、16个小队干部打过社员。支部书记黄某,在正月十五这天早晨就打了社员47人,并把一位县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团委书记胡某亲手打过92人,并用“点天灯”的残酷手段烧死2人。

我采访的当事人说,杨慰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情况要小。  

中央调查组成员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关于息县的调查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夏庄公社罗圈子大队队长杨某和统计员罗某于1959年11月28日,将偷耕牛的7名社员用一根铁丝穿7个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游街,一边走一边打。该大队有两名社员因杀牛被打死。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三个干部打死8名社员。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刘宝和生产队社员赵强,饿得两腿浮肿还得赶着牛下地干活。他在地头昏了过去。醒来,他爬到收获了的玉米堆里,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经干得发黄的玉米叶子,把嘴扎得直流血。他意外地发现一个没有收尽的玉米,如获至宝,想起家中饿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强忍饥饿,把玉米藏在怀里。谁知被队长闫某发现了,闫某把赵强捆了起来,手拿扁担没头没脑地往赵强身上打,打得鲜血直流。打了以后还让赵强干活。赵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刚走到地头,就一头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里,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看到四下无人,就把死母猪扛回家里。用刀子一开膛,发现猪肚里还有12只粉嫩的猪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猪娃子吃了,把母猪埋起来以后慢慢吃。然而,他还没动手,大队长翟某带了一伙人闯进来,二话没说先劈头盖脸地给宋和一记耳光,打得宋和满嘴流血。接着把他五花大绑送到大队部,吊在大队办公室的梁上。大队委员们连夜把母猪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没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着猪娃子和猪头,被队干部押着游街示众,一边游一边喊:“我是贼,我偷杀了猪。”游街一天,宋和滴水未进,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县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一个老头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煮到半熟时,被民兵营长发现了,当场被抓了起来,把羊肉用布包上,挂在老头的脖子上游街。游完街后,用绳子捆起来吊在树上。从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头不停地惨叫求饶,没人理睬。老头惨死在树上后,民兵营长把尸体拉到河坡上,盖上麦杆,点一把火烧了。

嵖岈山公社袁庄大队饲养员刘志兰和袁志红,弄死了一头小猪崽,被生产队长发现后,一个人脖子上挂一块猪崽肉游街。接着开会批斗。两人在批斗会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大队黄西店小食堂停伙两个月了,全小队社员共同商议,把本队一头牛杀了分吃,由队里17名社员执行。此事被大队干部发觉后,率领打手队,把17名社员绑到大队部,一起吊起来毒打了一整天,刘太国、黄兰友、黄国孚、王申喜、王声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乔培华根据档案写的《信阳事件》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干部发现徐湾小队社员方正义家中有一小块牛肉,方正义立即遭到毒打,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湾小队社员胡德厚,没有按干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残酷毒打,两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5天后死亡。晏的妻子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干部抓住,以偷粮的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然后将黄捆绑,用冷水淋冻,不久死亡。家中5个小孩,除14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4个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20日,韩湾小队社员阮祥海,因没有听从干部的安排去捡牛粪,遭到捆绑毒打后不让吃饭。阮饿得没办法,到食堂拿点花生米吃,被当场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况如此严重,是因为从中央到省里制止不力。早在1958年,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众来信送到了毛泽东手里。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人骂人现象十分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没有打人的干部被扣上了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给吴芝圃。在批语中,毛泽东虽然提出要处理,但态度极不坚决。怎样处理呢?他写道:“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他这里说的“犯了错误的同志们”就是打人凶手。毛泽东怕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阳一些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你不打人,别人就打你。那年头,打人是一种勇敢行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证明你立场坚定,对共产党忠诚。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级党委都极力掩盖死人真相

农民挨饿,还向外封锁消息,不让向外面写信,所有的邮局都由公安局控制了。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个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3个党员给河南省委写了一封血书,请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农民。这封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扣压,并下令查处。光山县一位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结果这个医生被逮捕法办了。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各公社按县里要求,派民兵在村头设卡,如发现有人外出,就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剥下衣服,进行拷打。信阳靠近铁路,南北有两个火车站。铁路公安局两个局长,分别把车站看住了,农民只能在家里等死了。

把外流社员一律称作“流窜犯”,强行收容关押劳改。信阳市设立了数百个收容站,先后共堵截外流人员19万人,被强制收容后又不给饭吃,饥饿、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员大量死亡。

光山县白雀公社杨砦大队的干部,组织10名基干民兵拦截逃荒群众。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节,共殴打来往社员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剥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把外逃者抓到里面后过三关:一审讯,二搜查,三毒打,然后是强制劳动,不给饭吃。这67个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员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城关公社一位绰号叫李瞎子的人说,他在城关收容所里,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则3人,多则10人,有的还没断气就抬出去扔了。城关公社社员娄家绪说,1959年冬,省委检查团要来的时候,孤检查团发现收容所里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个,其中有4个没有断气。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为依据的。1959年3月,饿死人的情况已经大规模发生时,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一个《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所有未经许可即离开乡土、“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都是“盲流”。这份文件口气强硬,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那些本来就唯恐饿死人的情况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饥民外出“盲流”、并随意处置“盲流人员”了。

为了掩盖真相,不惜残酷打击向外面透露情况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县全县反映没有粮食吃的人民来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当“反动信件”交公安局侦破,有一封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匿名信,经对笔迹定为汝南银行干部郑连邦,立即将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卫生所的干部王启云写信给党中央,反映饿死人的严重问题,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陈州放粮”,公安局侦破后,对王启云进行残酷的批判斗争。

信阳地区妇联主任李瑞英(专员张树藩的夫人),到西平县看到饿死人,还听说有吃死人尸体的情况,想向在华北局工作的老战友李雪峰反映。为了不被人发现,她先给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写了一封短信:“你们在家吗?如果在家请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们。”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来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像他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没有通信自由,可见极权制度的严酷。光山县邮局发现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内容是反映光山饿死人的情况,公安局就追查写这封信的人。邮局柜台的营业员回忆,发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县范围内抓女麻子,让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报到,一个一个地检查,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事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一位在郑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乡光山县(一份资料说是潢川县)探亲看到饿死人,才写了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年5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48万或者45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万就好,多3万就厉害。”“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主席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于这“一个指头”的限制,会上不让彻底揭问题,很多与会者还没有发言,会议就开始作总结了。接着,由对地委的批评转为对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等个人的批判。这时,地委党校副校长严仲儒发言,继续尖锐批评地委的错误。杨蔚屏对地委副书记王达夫说:“这个人(指严仲儒)观点不对头,要跟他谈话。”第二天,杨蔚屏在讲话中就不指名批评了严仲儒。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说:“你们党校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副校长?”在严仲儒发言之后,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也发言批评地委。杨蔚屏说:“固始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不作检讨,还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检讨。”根据杨蔚屏的指示,地委决定,将严仲儒的发言交给各小组进行“讨论”,叫杨守绩在大会上作检讨。在鸡公山会议捂盖子的时候,老红军、副省长王国华上了山,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路宪文,为张树藩和李瑞英夫妇说话,张树藩回忆中说:“王国华的发言在会上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的,也是第一个为我说话的。”在鸡公山会议上,决定逮捕马龙山,并准备将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杀马龙山一个人来表示省委已经对信阳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2001年11月9日寄给我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忆述》中是这样介绍鸡公山会议的: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月20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月15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700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30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作了汇报,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年4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年4月8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主席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主席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月15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1961年1月,王从吾到中央党校当校长去了,我又到河南调查。到新乡、开封,也发现饿死了不少人。还说老百姓暴乱了。到下面一看,原来一个妇女,说自己是“皇姑”,向群众说:“解放猪,解放羊,解放粮食散食堂。”这个“皇姑”被抓起来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年12月1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年10月30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主席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主席、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9、基层干部承担了饿死人的责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别山创建根地起家的,对这里民主革命是不是彻底,他应当很清楚,但他还是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意见。看见死了这么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说,我一辈子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在长征时西路军突围回到陕北,这是第二次。

张树藩回忆说,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不久,就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中央和省里来的干部亲自主持鸡公山会议揭信阳的盖子,搞民主革命补课。说信阳干部都不行了。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省委抽调1844干部,信阳地委又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另一资料说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来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一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取了地、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由新派来的人任领导职务。对原有干部进行集训。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说:“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严重罪行的人,已经集训了8000多人,特别集训5000多人,斗争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已经作了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已经有1327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1621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训了有开斗争。”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吴芝圃、戴苏理亲自到固始县开万人大会,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当场逮捕。为什么对杨守绩特别重视呢?因为在1959年开始出现浮肿病人并有人饿死时,杨守绩没经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吴芝圃这么重视杨守绩,显然是捂盖子,掩盖自己的责任。

大量的农村基层干部在劫难逃。以潢川县为例,当时的整风领导小组认为,全县12个公社中,6个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6个已蜕化变质。在178个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46个,占总数的82%;部分烂掉的25个,占14%。在1710个生产队中,全部烂掉的有1100个,占总数的70.3%;部分烂掉的有360个,占21%。潢川县整风领导小组统计,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15156人当中,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有2144人。

中央专案组于1960年11月20日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这个报告说:

信阳地区在去冬今春,由于路宪文等反坏分子篡夺了党政领导,以反右倾为掩护,大搞反瞒产运动,采取乱打、乱捕、乱杀等地主、国民党的手段,对全区800万人民,实行了大规模的阶级报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局面。

信阳的问题,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

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应当说,在极权制度下,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从更深一层讲,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者当成“反革命”、“阶级敌人”,而制定政策的中共中央还是“正确、光荣”,始作蛹者毛泽东还是“英明、伟大”,产生饥荒的制度照样是“无比优越”,这是一种妇孺都能辨别的低级谎言。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主席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主席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主席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主席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主席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毛泽东主席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图1-4  石绍举夫妇照片)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总书记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1958年7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河南省委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祝贺:“我首先向河南的同志道喜。我祝贺河南省夏季大丰收,也祝贺河南战胜了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拔掉了这一面白旗,也祝贺你们巩固了以吴芝圃同志为首的这一面红旗。”谭副总理的祝贺在会场上得到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的暴风雨强化了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几乎各县都揪出了“小潘复生”,这些“小潘复生”所遭受的摧残比潘复生严重得多。据估计,全省揪出“小潘杨王”十多万人,受株连的干部群众不下20万人,摧残致死一百多人。

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封住了人们的嘴,为说假话扫清了障碍。谁要对高产卫星、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就会成为“怀疑派”。“怀疑派”是和“潘、杨、王”“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就会成为辩论对象。而当时的所谓“辩论”,就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判,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一听到不同的看法,就会有人说:“辩论他!” 就会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挨打,接受训斥。

谁是谁非,群众心里最清楚,农民同情潘复生、不满意吴芝圃,省里张贴的布告后面吴芝圃的名字,被农民用牛屎糊起来了。

三、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1957年河南揪出7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1958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1、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2003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11月到12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标。1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1958年苦战水利的人有1500万,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亿立方,蓄水能力262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12546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48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1957年度(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2909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土石方1.34亿立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亿立方,到80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5000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1958年度是1.6亿元,1959年度是2.1亿元,至於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1958年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其中7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46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3万人。1959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11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于”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1958年3月至1958年8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40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1961年盐碱化面积达519.88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1958-1959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1960年5月17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2000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1958年10月以后,以及1959年和1960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1960年12月6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17000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

4、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著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本书作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4800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1957年实际指标的2.4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

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1956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1958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粮食产量244.35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4、“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 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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